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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这一年·逝者”
国内篇
只有相伴无别离
文 | 马夫
照例，在每一个年底要盘点去世的摄影人物时，总没能幸运地空白，就在着手写这篇稿的时候，11月26日，大家熟悉的侯波老师突然走了。
2017年离开我们的几位摄影人物，人生经历多有不同，他们生命的长度也有着惊人的差异，从年初的任航，到年底的侯波，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时间，竟相差了63年。不论生命的长短，在他们所有的日子里，始终有一台照相机陪在身边。
死亡没有国界，于我们物理距离遥远的国外摄影人，他们的作品以及学说，却熟悉得如同出自邻家的饭菜。他们或许不曾想到，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众中国摄影朋友真诚地在缅怀。
侯波
（1924-2017）
熟悉侯波的晚辈们，都喜欢称她“侯波阿姨”，我在不同场合见过侯波阿姨几十次，每一次都不例外地是她和徐肖冰老师一同出现，而且不论是在文稿中，还是人们的交谈里，侯波的名字总是和徐肖冰拴在一起，但这并没有削弱侯波作为一位重要摄影家的个人的影响。
以成功拍摄领袖人物著称的侯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关于毛泽东等众多中央领导人的照片近五千幅，其中《开国大典》《畅游长江》等不朽名作早已深入人心。
侯波，山西省夏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女摄影家协会荣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
侯波于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就学于陕甘宁边区中学、延安大学高中、延安女子大学。抗战胜利后，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从事摄影工作，历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长，新华社摄影记者。从1949年至1961年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拍照任务，拍摄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开国大典、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全国人大会议、全国政协会议、各地视察、会见各国元首和友好人士、接见全国各界著名人士、访问城乡人民群众、主持党中央的重要会议等活动的大量照片。
侯波自1986年起与爱人徐肖冰在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举办“徐肖冰、侯波摄影作品展览”。1989年出版了大型画册《路》，荣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首届全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金奖、首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荣获文化部造型艺术创作研究基金会颁发的首届造型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2009年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袁苓
（1924-2017）
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的袁苓，15岁就走上了抗日和革命的道路，18岁时，参加石少华在冀中军区举办的第四期摄影训练班，从此成为了一个“会照相的战士”。从抗日战争后期到整个解放战争，他参加的大小战斗不下百场，包括对日伪大反攻、进军热河、大同战役、保卫张垣、平汉战役、正太战役、清风店战役、解放石门、察南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太原、解放兰州、解放银川等。 其间拍摄的照片除丢失外，上交《晋察冀画报》的有千余张。
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苓，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部摄影干事、解放军第六一军政治部摄影组组长、第十九兵团政治部摄影股股长、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编辑部记者、中央新闻摄影组组长、国内编辑室主任。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抗战及解放战争中的经典摄影作品中，许多都是出自袁苓之手，他还拍摄了开国大典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以及重大历史事件。
铁矛
（1925-2017）
铁矛从1951年《中国青年报》创刊起担任摄影记者直到退休。
铁矛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摄影记者，坚守同一岗位几十年，不仅拍摄了大量的优秀新闻摄影作品，还培养和带动了一批年轻人。
善于钻研业务的铁矛，在勤奋拍摄之余，还撰写了《摄影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新闻摄影的“正规军”和“游击队”》等摄影文论，以及自学摄影丛书《旅游摄影》和内参《青年报人影像回望》。
谦虚低调的铁矛不图社会虚名，也不为自己争取一官半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而一向提倡用作品说话的他，其1955年拍摄的代表作《毛主席迎接伏罗希洛夫》一直悬挂《中国青年报》历年优秀摄影作品的在第一幅位置。
康大荃
（1942-2017）
曾任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的康大荃，是摄影界省一级领导中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1942年康大荃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任四川画报社总编辑、社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省摄协主席，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客座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摄影系主任，四川传媒学院摄影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四川民盟委员,四川民盟省直工委副主委)，省政协七、八届委员。曾获全国摄影金像奖，全国德艺双馨摄影家称号。先后编著出版《摄影画面构图的形式规律》《摄影图片编辑学》《彩色摄影曝光技巧》《各类题材摄影》《摄影构图学》《摄影美学原理》等专著。在第一、四、五、六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和《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报》《摄影世界》等报刊发表摄影论文数十篇。
一生投身摄影组织和摄影教育的康大荃，在2016年夏天作为总策展人为摄影学子做了最后一个展览。这位74岁的老人，为一个在学校三食堂前摄影棚举办的四川传媒学院摄影系2016年上半年课程作品汇报展，还在操劳。即使我们不甚了解他一生的成就与为人，仅仅这一举动就足以令人感佩。
耿建翌
（1962-2017）
耿建翌是“八五新潮”前卫艺术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他1962年生于河南郑州，1985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系油画专业。
从1980年代中期起，耿建翌开始逐渐对中国当代艺术界产生影响。1986年，他与张培力、宋陵、王强、包剑斐等艺术家发起艺术团体“池社”，成为中国最早的观念艺术团体之一。1990年代中期开始，摄影成为耿建翌的重要创作手段之一。从直接摄影，利用现成影像创作，到非标准化的暗房操作以及物影成像，乃至在照片上作画等等，他一方面将摄影图像作为其构成作品的元素，另一方面则探索着摄影本体语言不同的可能性以及摄影图像在制度和权力的日常运行中的角色。耿建翌对摄影持续的思考和多样化实践在成长于“85新潮”的那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并不多见。1993年，耿建翌成为中国最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之一。他于2017年上半年获得AAC年度艺术家奖。
任航
（1987-2017）
2月，30岁的任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出生于长春的他常年生活和工作在北京，他用一台不 到200块钱的胶片相机和一台美能达X-700，创作了一大批令人“惊艳”的作品——随性、开放、大胆的“软色情”作品也使他成为代表年轻叛逆一代的青年摄影师。他与众不同并带有颠覆性风格的作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争议和指责。
患有抑郁症的独立摄影师任航，他的作品都拥有一个惊世骇俗的标签：裸体。他的图书编辑黛安·汉森（Dian Hanson）评论他的作品： “有一种非常清晰的风格。构图非常正式，但主题是这些令人惊讶的东西，对象是这些美丽、天真无邪，但性别模糊的个体，他们显然不是专业模特，但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在任航短暂的摄影经历中，超出常人地举办过22场个展，参加过85个联展，并出版了16本个人摄影集和一本诗集。其作品曾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典、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展出。
国际篇
他们如何去爱
——消失在2017年
文 | 任悦
在关于逝者的报道里写下“爱”这个字眼，就好像漫天阴云无边尘埃里所看到的亮光，处于边界，你分不清他们是到来还是离去。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他们都曾充满爱地存在过。或许这才是我们应该在这里纪念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事业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们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想要实现的爱。
阿琳·戈特弗里德
（1950-2017）
阿琳·戈特弗里德（Arlene Gottfried）并未告知她的朋友自己身患癌症的事实。兴许，最佳的，能够定格她的样子是在2012年Look3摄影节，这并非因为舞台上的屏幕里放映着的是她一生的作品；而更是因为她是这个舞台上的歌者。这位摄影师的名片上印着：“歌唱的摄影师”，被一间教会的唱诗班感染，她也加入其中，并最终成为独唱。是以，舞台上，她的歌声与她的照片同步。你发现，这照片和她的歌声出奇地相似，悠长的，一种关于生的旋律。她的每一部作品都由时间写就。
阿琳被称为记录纽约城市变迁的街头摄影师，她的拍摄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但她的观看并非散漫，一个场所，一片地域，一段人生，在其中所融汇的各种复杂性都被她的照片包含其中。她陪伴自己陷入各种麻烦的朋友，记录他的生命历程二十年；她观察纽约波多黎各社区将近四十年，她最后一本书《妈咪：三代女性》（Mommie : Three Generations of Women），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时间跨度四十年，祖母和母亲相继去世，她们在世的最后的日子是极度痛苦的。书的最末了，是艾琳妹妹孩子的出生。
“衰老，病痛，死亡，那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阿琳将之毫无遮掩地呈现给我们，她让我们看到死亡阴影在追逐每个人，你感到压抑，却同时也得到了一种安慰。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做到这点。我发现，在她很多的照片里，被摄对象都盯着镜头，无论是路人、流浪汉、舞女、孩子，还是她的母亲，这种观看，也许用阿琳朋友们追忆她最常用的一个词来形容最为恰当——温暖。
夏天偶然间我竟买了这本书，我的一位学生将之借走，她也在拍自己的家庭。
罗伯特·德尔皮
（1926-2017）
摄影与音乐的关系，罗伯特· 德尔皮 （Robert Delpire）也在一次访谈中被追问这个问题，我猜想，访谈人是想问出这位出版人，策展人，导演，平面设计师是否会以音乐的思路来处理一本书、一个展览、一部电影。尽管并未获得直接的回答，但是其在言语中早已透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更深远。他说自己阅读照片从来都是靠感情而不是论证，所感超过所思；他谈及处理照片与文字的关系，处理照片与照片之间的关系，这些各式元素之间的合作就仿佛一场音乐会的合奏。当谈到涉及一本摄影书出版的各个环节，他说艺术家永远是主角，其他人都是陪伴。陪伴，这个词难免会让人想起他如何跟随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前往伊朗拍照，与寇德卡一起工作，为他的作品《流放》撰写文字，做图书设计。您喜欢团队合作吗？面对这个很多人会感到头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与他认定的朋友都保持着亲密距离，这也就多少回答了为何他能创造出小黑书（photo poche），这套小书有着亲密的尺寸，你可以用一只手把握，但内容是厚重的，凝聚的是一代又一代摄影师的智慧，从历史到社会，这几百本书因其谦卑的尺寸，一本又一本，在一起挤挤挨挨。
佩泰·特纳
（1934-2017）
人们对佩泰·特纳（Pete Turner）的追忆也与音乐有关，他为不少爵士乐手拍摄专辑封面。这种关联并非偶然。佩泰的父亲领导着一支有着23人的爵士乐队，从小他就沉浸在一场又一场的爵士演出中，佩泰提到，他着迷于观看这些乐器独特的外形以及其中映射出的影影绰绰的画面。
“有着剧作家般对事件的直感，强烈而又浓郁的色彩”，这是评论人A.D.科曼（A. D. Coleman）对其作品的形容。颜色是人们对佩泰作品又一常见的形容。能够操控色彩与他的学院派训练很有关系。1956年，佩泰·特纳从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毕业，他的同学是著名的报道摄影师布 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以及超现实主义摄影师杰利·尤斯曼（Jerry Uelsmann）。这些人可谓美国第一代学院派摄影师。更加上从40年代开始拍照，佩特经历了画报的鼎盛时期，他所供稿的媒体是《展望》《体育画报》《国家地理》·····
这位生命停止在83岁年纪的摄影师，经历了摄影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形态从成长到繁盛，以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从摸索到成熟的过程，他们这一代，对摄影的热爱已不仅仅是自发，同时也是自觉。
约翰·莫里斯
（1916-2017）
一种语言的形成，不仅需要作者，同时也需要读者，他的生命跨越一个世纪，图片编辑约翰·莫里斯（John G. Morris） 是照片的第一代专业读者。人们称他为传奇人物，但在他离开，他才在他所编辑过的照片中慢慢显现，显现在卡帕的诺曼底登陆照片之中，在艾迪·亚当斯（ Eddie Adams ）的《西贡处决》之中，在黄功吾（Nick Ut）的《战火中的女孩》之中，后面两张影响越战期间美国国内舆论的照片，因其画面中的“恐怖”，往往会在传播中被“净化”，约翰坚持将之原本呈现。
2016年，这位100岁的老者还曾接受与之合作最为紧密的玛格南图片社的采访。谈到战争，他请摄影记者们思考：“为什么我们拍下如此之多的战争照片，却依然还有战争？难道我们去报道战争就是为了给士兵以一个英雄化的形象？这是我们想要做的？”
斯坦利·格林
（1949-2017）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去询问斯坦利·格林 （Stanley Greene），作为当代著名的战地摄影师，他活跃在阿富汗，伊拉克、车臣，格鲁吉亚等地区。一些图片编辑小心翼翼地遵循着早餐法则，为让读者不要在早餐阅报的时候感到恶心，要对照片做一定删选。而斯坦利却坦言他的目的，“你坐在家里吃着麦芬蛋糕与蓝莓，你不想看到毁掉你的早晨的照片。但这就是记者的工作，让你从早晨就感到沮丧。”
就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他在荷赛的颁奖礼上致辞，舞台上，他着黑衣，唯有一点点灯光，嗓音沙哑，他阅读着自己纸上写的文字，诗一样的语言，他谈到报道摄影师的忠诚，谈到自己的孤独，关于拍摄之后无法改变现实的内疚，谈到他喜欢坐在窗前写作，而摄影却也是一种视觉的沉思。背后的屏幕上是他一生的作品。
“假如有年轻人非要当战地摄影师，我会告诉他们，你要拿命换， 假如他们坚持要问，我要告诉他们这个选择的后果，其中没有荣光。”
纪念他的文字太少。他说当想到每个人终有一死，就会给足自己勇气。而让他激动的从来都不是砰砰的枪响，他说：“一天末了，所期待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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